语感流派

民族的 科学的 现代的——评洪镇涛先生语文教学本体改革 钱梦龙

对洪老师本体改革的一整套设想，我是非常赞同、非常欣赏的。听了洪老师的报告，也听了他的课，昨天，又听了几位年轻老师按洪老师本体改革设想而作的五节课，感触很多。马鹏举老师要我对几节课作评点，就算是评点吧。我的标题用三个词：民族的、科学的、现代的。我觉得这三个词洪镇涛老师的本体改革是可以当之无愧的。

下面我先谈第一个问题：语文教学本体改革的理念与实践，对当前困扰着语文教学的诸多问题，做出了明确的回答，其潜在价值和长远的意义必将为实践所证明。

在中小学各个学科当中，语文是受批评最多的一个学科。语文教学质量不高的症结在哪里？出路又在哪里？语文究竟应该怎样上？这些问题长期地困扰着每一个有责任心的语文老师。1997年冬天，由《北京文学》发难而波及社会各界的一场语文教学大讨论，更把这些问题推到了社会关注的焦点上，于是很多人为百病丛生的语文教学开出了各种各样的药方。但是，我也注意了一下，这些药方大多不是从实践出发，而是坐而论道、纸上谈兵。既不是从实践出发，也没有实践的经验，因此，那些药方难免演变成一场空对空的概念之争，如关于语文学科性质之争。说起来也是可悲，搞了几十年语文教学，语文学科究竟是什么性质，到现在为止还争不清楚。

我们长期接受了一个观念，语文学科是一个工具性的学科。现在有的同志提出来，工具性的提法贻误了语文教学。于是，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性”，我数了一下：人文性、思想性、社会性、文学性、朦胧性、实践性、科学性等等，很多“性”，我是看不大懂的，谈得玄乎得不得了。读这样的文章，我感觉像读弗洛伊德或者尼采的著作一样。我问过几个语文老师，他们都认为：让他们去争吧，反正我是这么教语文。一位老师说得好，他说：我管它什么“性”！我不管这各种各样的“性搔扰”，让那些对“性”感兴趣的专家们去议论吧。不幸的是，到现在为止对语文教学究竟定什么性质还搞不清楚。

最近我看到了教育部刚制定的课程标准，其中是这样定的：工具性和人文性的统一。刚才，我和洪老师在议论这个问题，工具性跟人文性其实并不是一个层面上的东西。工具性，我们说的这个工具不是普通的工具，这个工具本身就包含着诸多人文内涵的东西，所以工具性和人文性就不是一个层面上的东西。所以，语文学科究竟定什么性，我估计今后还会有争论，我还坚持这个观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语文教学评论谁是谁非，还是用实践去检验吧。

我想语文教学需要有一支理论家队伍，我们语文教学需要理论的武装。但是（我用的是“但是”，我很喜欢用“但是”），但是，我们需要这样一种理论家，那就是从实践中来，通过概括提炼，发现了规律，又运用到实践中去指导实践，这种脚踏在地上的理论家；不是那些只会贩卖洋概念的空头理论家。说到洋人，我倒想起了两位值得尊敬的洋人。一位是苏霍姆林斯基，一位是赞科夫。苏霍姆林斯基，他长期在乌克兰郊区的一所中学，脚踏实地担任了二十多年的老师，他在长期实践中形成了苏霍姆林斯基百科全书式的教学笔记。他的百科全书式的教学笔记完全是从实践中来的，这是一位了不起的教育家。还有一位教育家是赞科夫，他搞的是“教学与发展的实践”。从1957年起步，但是他发表第一篇总结性的论文是哪一年呢？是在1975年！就是说，他整整用了18年的时间进行了大规模实验，才发表了第一篇总结性的论文《教学与发展》。他的整个理论体系，完全建立在他的实践、实验、观察、思考当中。我们中国，大家都说，缺少教育家，现有没有教育家。现在我被主持人赠给一顶“教育家”的桂冠，其实，我绝对不是什么教育家。这是礼貌性的头衔，我知道。中国没有教育家，至少没有像苏霍姆林斯基、赞科夫这样脚踏在地上的教育家。不过，我们也有一些虽然没有达到两位大师的高度，却与这些教育家接近的老师。我觉得洪老师足以当之。我不是说，洪老师的成就已经达到这两位大师的水平，我是说他的研究的路数、他研究问题的路数是在实践与理论相结合之上的，在这一点上和苏霍姆林斯基、赞科夫是完全一致的。

洪老师长期实践在语文教学的第一线，他首先是一位脚踏实地的教育实践家；但他同时又不满足于个人的实践，不断地在实践当中进行理论思考与理论概括，终于在理论与实践的交汇点上提出了非常宝贵的教育理念，那就是语文本体论，并且形成了教学体系。他提出的语文教学本体改革的理念以及在实践当中、在实践基础上建构的学习语言的一套完整体系，不仅明确地回答了困扰着当前语文教学的很多问题，而且它的潜在价值，将会被实践越来越证实。对“语文教学质量不高的症结在哪里呢？”这个问题，洪老师做了明确的回答：因为语文教学存在着一个长期性、全局性的失误，那就是以学生“研究语言”取代“学习语言”。他提出了“学习语言”的概念，这一点，可以说深得我心，因为我一直认为语文教学正是一种母语教学，是学习母语的，我的观点和洪老师的是完全一致的。他提出了“学习语言”的概念，也就是说，语文教学长期以来被当作一门知识性和纯理性的学科来对待，过多的知识传授、过多的理性分析，削弱乃至取消了学生对祖国语言最基本的感悟。小孩子学母语，不是从零开始。我有个孙子，我发现他在小学二年级的时候，已经能够说一些很复杂的句子，这些句子拿到我们语文课上，让我们语文老师分析，句子成分层层叠叠、非常复杂。有一次，我听他说了一句话：妈妈叫我到街上买一盒香烟给爸爸抽。这是小孩子说的一句话，请我们语文老师分析一下看：兼语式又套连动式，复杂得不得了！我们语文教学不需要这样，因为我们的孩子学母语，在孩童时期，他们的语言能力已有相当水平了，已经能说一些复杂的句子了。所以洪老师主张不要搞过多的分析，这是完全符合我们学习母语的特点的。对过细的分析，我们语文老师是非常在行的。有些作品当中的人物形象是非常生动、非常感人的，但是一到我们语文老师的课上，感人的形象不再感人，变成了什么呢？变成了一只躺在解剖台上等着解剖的尸体。我们平常难道不是这样做的吗？同学们，把这句划下来，这叫心理描写，下面的几句是外貌描写，这几句别忘了是行为描写，那是语言描写……。让同学们记住了一大堆毫无用处的抽象概念，就是不让学生去感受人物形象本身。

在语文课堂上这种东西太多了，浪费了老师和同学们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所以洪老师他正本清源，把它改到学习母语这个正道上来。我觉得这个方向是完全正确的。那么语文教学的真正出路在哪里呢？洪老师说得非常明确，回到语文教学的本体、即学习语言上来，即把教学的重点转移到帮助和指导学生感受、领悟、积累和运用语言上来，尤其要重视朗读和背诵。因为朗读和背诵有助于语料的积累和语感的获得。他主张让琅琅书声回归校园，把读书的权利还给读书郎，我觉得这些作法都符合我们中国的本土的语文教学规律和特点。

也许有人问，把语文教学的根本任务定位在“学习语言”之上，把语文教学理解为母语教学，是不是降低了语文教学的要求呢？我觉得可以分两个小问题来回答。

第一小点：语文教学究竟是干什么的？我前不久给《上海教育》写了一篇文章，我说搞语文的定性问题，我没有兴趣，也搞不清楚，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我只考虑一个现实问题：我们中小学为什么开语文课，语文教学究竟是干什么的。我觉得这个问题并不如有些专家说得那么复杂。如果把我们的视野扩大到全世界的范围之内，看看全球的母语教学的状况，或者说国语教学的状况，我觉得我们就不难发现有个共同的问题，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国家都十分重视对下一代的母语教育。为什么？因为母语教学是培养民族意识的必须，是延续本民族古代文化的必须。一个民族都希望他的下一代有很强的民族意识，希望自己的民族文化能够一代代延续下去。那么靠什么？靠母语教学。而这个任务又都无一例外地由国语课来承担。各个国家的课程设置第一门就是国语课，并且用的课时最多。因为这是培养未来的合格公民所需要的。

侵略者在武力征服一个国家以后，他第一步要做的工作就是剥夺这个国家母语学习的权利，要学习他们侵略者的语言。在都德的《最后一课》中讲的就是这件事。他们（普鲁士兵）占领了阿尔萨斯，不许阿尔萨斯的老百姓学习法语，强制学习德语。有一位前苏联的教育家说过—句话，他说：本族语是给学生进行普通教育的基础，本族语本身包含着使学生得到全面发展的最大可能性。可见本族语的教学历来是被各国所重视的，所以重视它，因为它不仅仅是国语，更重要的是通过母语学习，培养本民族意识、延续本民族文化，所以我们把语文教学的任务定位在学习语言，或者用我的话来说学习母语上，这绝对不是降低了语文教学的要求。

为了证明我这个观点，我翻阅了一下几个国家的语文教学大纲。俄罗斯的语文教学大纲，第一句就是要学生掌握俄语。日本的，培养正确地理解和恰当地使用国语的能力，使学生在提高交流能力的同时，养成思考能力和想像能力，以及丰富的语言感受能力（就是我们说的语感），加深对国语的认识，培养尊重国语的态度。依我看，如果我们有一点母语教学的国际视野的话，就会发现任何一个国家之所以设国语课，就是进行母语教学，进行本民族语言的教学，这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之所以能够生存、所以能够延续下去立于不败之地的原因。有趣的是，我还注意到了一个事实，所有这些国家的教学大纲及课程标准都没有关于学科性质的定性语言。语文是一个具有什么性质的学科？它们没有这个东西。开门见山，就是任务是什么。是不是这些国家的教学大纲和课程标准的制订者头脑比较简单呢？我觉得不是。这本来就是一个明摆着的事情，没有必要为性质问题争论不休，他们好像没有我们这样的麻烦。国语课就是教国语的，就是学习本民族语言的。民族意识、民族文化自然包含其中，这是不言而喻的事情，没有必要为这些问题大费口舌、大费周折。所以我说过，我们的同胞具有这个本事，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也有的把本该复杂的事情看得非常简单，把复杂的东西简单化。我给洪老师说过，他学习语言的观点是符合世界学习母语的潮流的。

第二小点，把语文教学的根本任务定位在学习语言，是不是削弱了语文教学的人文因素和思想因素？我觉得这确实是一个应该好好讨论的问题。首先我们看语文课是通过什么途径来指导学生学习语文的。在语文课上，学生学的不是语言符号，他们学的是承载着丰富的人文信息的言语成品，就是一篇篇文质兼美的文章。同学们通过阅读这些范文，学习规范优美的语言。这是学习语言的一条最简洁、最有效的途径。我看了好几个国家的语文教材，我发现，所有的语文教材无一例外地采取文选的形式。就说美国，他们有个别教材，是文学与语言分开的。即使是语言教材，也大多是提供完整的小文章，文学作品的片段。有的是名著的片段，有的是贴近学生生活的社论、小话剧、童话剧等。把这些作为语言的范例，让同学们学习。学生在读这些文章的时候，他不可能不受到这些文章所包含的人文信息及人文精神的感染与影响。我们听了洪老师的课《有的人》。没有刻意的思想教育，没有刻意的进行人文灌输，他只是在指导学生读书的过程中，适当地点一点：“你能不朽吗？”“你真的伟大吗？”使学生感到这种人的可悲可鄙。这是自然而然的思想教育。

我觉得，一种语言的工具性和人文性，好像是一张纸的正面与反面，互相依存、相辅相成，谁也离不开谁。离开了人文内涵，那么这个语言的外壳就是空的，也不存在；同样，离开了语言外壳，那么人文内涵也就不存在。就像纸的正反面，互相依存、相辅相成。所以，学习语言本身，如果我们语文教师引导正确的话，加上适当的点拨，人文内涵自然也在其中。

总之，洪老师的语文本体论，把语文教学的根本任务定位在学习语言，不仅切中当前语文教学时弊，抓住了语文教学的根本，搞清了以前人们相当混乱、模糊的认识，而且比起某些不可琢磨的宏论来，它又是那样的朴实和平易，又便于操作。所以我认为，这是迄今为止，所有药方当中比较对症的一味良药。

第二个问题，我觉得洪氏体系（洪老师语文本体改革教学体系的简称）实现了民族性、科学性、现代性的结合。

先谈谈洪氏体系的民族特色和科学内涵。

近几年来，很多杂志上讨论语文教学姓什么，我说中国的语文教学首先姓“中”。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教育也随着国门的打开走出了封闭的状态，开始把世界尤其是发达国家的教学理论拿来，语文教学也不例外。现在我们看看报刊中发表的一些语文教学论文，经常可以看到一些外国教育家、心理学家的名字，比如布鲁纳的发现法，根舍因的范例教学、普雷西的程序学习法。我们上海正推广的掌握学习，还有皮亚杰的认知同识、巴班斯基的教学过程最优化等等。这些外国名字出现得非常频繁，以至于认为一篇论文如不引用一些洋人说的话就是没水平。华东师大的一位研究生，也是我的一位徒弟，他现在硕士学位已拿到了，正在读博士。他的硕士论文写的是《语文导读再认识》。他来征求我的意见，我说，你能够少引用那些洋东西吗？能不能引用我们中国的一些语文教学传统中优秀的理论或精华呢？他说：不行的，我的导师（华东师大的一名教授）还嫌引用的洋理论太少，我没有办法，只好拼命地去找一些洋理论，又加进去。有些人作了各种努力，把“三论”引入语文教学：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打开了这些著作，居然都是满纸的三论的概念。当然，我们也不要走极端，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科学没有国界。国外的东西的确对我们有用的，我们借鉴一下也未尝不可。但借鉴毕竟是借鉴，它不能代替我们自己的实践和思考，中国语文教学的理论必须是在本土生长的教学理论。

洪老师的教学体系格外引起我的关注和兴趣，就因为他的全部理论和实践都深深地扎根在我们本土文化的土壤之中，扎根在中国语文教学丰厚的土壤之中，但是他的眼光却是现代的眼光。他用现代的眼光从我国深厚的文化和悠久的语文教学传统当中，捡起了其中的精华部分，并经过自己的实践和探索加以发展成形了。这就是他的教学理念，既符合科学的原理，又打上了鲜明的民族印记。

什么是传统的语文教学？有些人一提起传统语文教学，好像都带着贬义的，和现代语文教学是对立的。我说的传统语文教学是什么概念呢？是个大概念，指的就是从唐宋以来，一直到二十世纪上半叶，这么一长段历史时期的中国的语文教学。当然我们祖先没有运用这个概念，但是我们有语文教学这个事实。我国传统的语文教学，形成发展于我国长期的封建社会，当然不可避免地携带了封建主义的一些糟粕，但同时又处处闪耀着我国历代教育家思想与智慧的光芒，其中精华部分很符合科学原理。当然我们祖先没有西方那种思辨的、实证的精神，没有系统的科学论著，但是他们的原理是符合科学的，这些东西我们必须认真地加以研究和继承。洪老师的可贵之处，在于他创新的语文教学过程中，始终保持着传承和创新之间的生态平衡。下面我想就把传统的语文教学观念和洪老师的语文教学观念作些对比。

我国传统的语文教学，最值得重视的也是最宝贵的经验是什么呢？我觉得就是从儿童识字开始，一直到具备相当的读写能力，整个教学过程都是符合汉语言文字的特点的。我觉得这条非常重要。据说，我们祖先在考虑语文教学过程的时候，他们始终密切地关注着汉语言文字的特点。下面我讲三个小点，就是汉语言文字的特点。

第一个特点，汉字是一种表意文字。每个字都有固定的形、音、义。学汉字要一个一个地记，是一件麻烦事。常用汉字有3500多个。因此，识字教学始终是语文教学启蒙阶段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奠基性的工作，这和拼音文就不一样。学拼音文的国家小孩上学学字母表，学拼音后，就能看诗歌、看小说、看童话故事，什么都看得懂。因为拼音和文字是一致的。我们不行，我们要记几千个字，那比较累。我们的蒙书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呢？他们就把我们汉字单音词占绝对优势的特点编成韵语式的图书“三百千”，即《三字经》《百家性》《千字文》。韵语式的容易记，小孩子记性好，但不懂。“人之初，性本善。”他不懂，但记住了也就是了。同时，也或多或少地接受了一些人文知识、历史知识、人物典故等。所以我们传统语文教学在解决识字问题上，这条经验是很值得重视的，这是我们传统语文教学中一个特点。

第二个特点，传统语文教学十分重视早期的积累，不管理解多少，先吞下去再说，以后会慢慢地反刍、消化，好像吃东西。我小时候读到杜甫的“白头搔更短”，不仅当时不懂，后来也不懂，怎么头发会越来越短呢？越来越稀疏可以解释，怎么可以短呢？现在年纪老了，我前面的头发就长不长了，怎么也长不长了。白头搔更短！到了七十多岁左右，我才懂得这句诗。读的时候不懂，吞下去了。一旦遇到同样的语境，由于生活经验的积累，会豁然开朗。古书大多是韵语式的，《今古贤文》《蒙学》《幼学琼林》《龙文鞭影》等等，念起来朗朗上口，容易记。明末清初的学者陆世仪说：“凡人有记性、悟性。在十五前，物欲未染，知识未开，多记性，少悟性。十五以后，知识渐开，物欲渐染，则多悟性，少记性。故凡人要多读书，截至十五以前，使之熟读。”让孩子们在十五岁以前大量的吞念古典文学中的精华，对今后有好处。我觉得这些话是完全符合理解力和记忆力对于年龄而变化的实际的。在这点上，我觉得我国的蒙学是有一点心理学的根据的。

第三个特点：汉语重视语境与语感。汉语非法治语言，而是人治语言。汉语言不是一种形态语言。我们学过英语，知道英语有形态变化，时态变化。我们也学过俄语，它都有态的变化，还有格的变化，阴性、阳性。有的外语里头，态都是阳性的。我记得还有一种什么语言，态是阴性的，有的格的变化很多。态格的变化，这是形态语言的特点，汉语里没有这个特点。汉语遣词造句都要依靠词语的语境义和语感，好像王力曾经说过汉语不是一种法治的语言。张之洞先生也说过：中国严格地说是没有语法的，没有语法可言。有位语法学家晚年发出这样的感叹：没有真正中国化的语法。我举一个例子：春风又绿江南岸。大家都知道，王安石对“绿”字改动了好几次，比如到、过、满等等。说明汉语的动词可以随心所欲地改，他在改的时候不去考虑这是一个动词，还是一个形容词，要的是什么时态，是现在时，还是过去时，不需要考虑。只要考虑这个词的色彩，它的语感，它表达的情意最符合他的心意就可以。中国人写文章，即使完全不懂语法，如果有一定的文化素养的话，绝对不会写错，不会出语法错误。

在我们传统语文教学当中！这三条是非常重要的经验。我觉得洪老师语文教学本体改革的理念和实践是有选择地继承和发展了我国的传统语文教学的极其宝贵的经验。所以我说是民族的，它扎根在本土文化的深厚土壤当中。

对洪老师的东西，我不多讲，比如他的“三主一副”，“三主”就是：学习精粹语言，学习古代汉语言的精华；学习目标语言，就是现代语言当中一些堪称典范的语言；还有伙伴语言，就是日常交际语言。这三条主线说得非常好。还有一条副线，就是适当地学一点语言知识，学习文化常识。这是一条非常符合我们传统语文教学的经验。

在教学方法上，洪老师淡化语言知识的传授和不对课文过多的理性分析，我是赞同的，这也是符合我国传统语文教学的经验。我还发现，洪老师的教法可操作性很强。就是说，它能够把握，一般老师都能够学。一种教法搞得再高明，人家学不了，那就很难真正地推广。我的教法可操作性强，洪老师的教法可操作性更强。

我昨天看了几节课，它大体上有这么个模式：第一步，简称整体感知。通过有声有色的朗读，让学生从整体上、从情感上去接受这篇课文；笫二步，分层指导、品味语言。分层或按照自然的结构，或者按照专门的问题，或者按照文章的逻辑顺序，分层学习，也就是品味语言，即关键的语句；最后又是整体感知，最后一个与前面的不同，它在认识上升华了一步，提高了一步，不是简单的反复，而是螺旋式的上升，从整体到局部，由局部到整体，全部的活动主要落实在品味语言、感受语言，从这个过程当中培养语感。我们老师对此容易操作，所以便于大面积推广。什么叫科学性？我觉得，科学性的最大的特点，就是它有一个普遍性，反映了一个普遍的规律，而且是可以重复的。

在教学的策略上，洪老师一般让学生自学。他有句很好的话，他要“把讲堂变为学堂”，“把教本变为读本”，就是让学生自学。我也是这么理解的。语文课就应该自学。我觉得这也是我国传统语文教学的一个重要的内容。从孔子开始，就提倡启发式：“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他让学生自己能够举一反三。

我觉得洪镇涛老师把“讲堂”变成“学堂”，让学生自悟自得是符合语感教学规律的，因为语感这东西别人是代替不了的。总之，洪镇涛老师的语文教学本体改革的理论和实践，体系较为完整，在当代语文教学的各个流派当中，是比较少见的。当然，我也算有一个语文体系，但洪老师比我多一个教材，我没有教材。于漪老师有体系，但也没有教材，魏书生也没教材。所以洪老师在当代中国各个语文学派当中是比较少见的，甚至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

语文教学本体改革的现代审视。

学习语言在信息时代的意义。我觉得现代信息传输的手段是越来越先进了。现在的信息高速公路，还有宽带网。又听说有一种最新一代音特网，它比宽带网还要快一万倍。但无论这些手段如何先进，文本的阅读始终是基础，也就是说对语言文字的理解力、把握语言运用的能力是基础。

一谈到教育现代化，一般人首先脑子里跳出的概念就是电脑、多媒体，其实，这不过是教育手段的现代化。而且从现在的情况来看，先进的教育手段和滞后的教育理念之间正在形成一种强烈的反差。我就看到一位老师教朱自清的《春》，鼠标一点，出来了几朵花，这几朵花还是比较漂亮的。我就在想，朱自清在写春花的时候，他心目当中就是这几朵花吗？同学们从文学语言当中感受到的春花图——红杏枝头春意闹——就是这几朵花吗？恐怕不是这样的，作者心中的春花图不是这样的，读者从文学语言当中感受到的春花图也不是这样的。这几点春花出来了，反而限制了同学们的想象力。春花图就是这么几朵花，太坐实了，反而冲击了对文学语言的学习。我觉得传输手段无论怎么样先进，文本的阅读，对语言文字的把握始终是阅读的基础。洪老师抓学习语言，也是符合现代的要求的。我们大量的信息都是用语言来承担的，那么抓语言，就抓到了根本上。

下面我再提些想法，也是一点建议。因为任何体系它都是逐步地完善的，洪老师的体系也并不例外。他又面对着很多挑战性的问题，怎么样解决这些问题，那要靠洪老师、靠一些实践中的教师一起去解决。洪老师对此也是完全赞同的。不要把语文课变成知识课，要注重学生的言语实践，注重朗读和背诵。我也正是这样主张的。昨天我听了五节课，我感觉这五节课在这方面做得都很好。几位老师的朗读水平我都很赞赏，并且指导学生朗读得也很有方法。学生不管是实验班的还是非实验班的，最后都基本达到了教师所要求的朗读水平。我觉得我的确是看到了语文教学的希望，就是琅琅书声。但是我又觉得，不要多讲知识是对的，但真理再跨进一步就是谬误，如果太少，就是应该讲一点知识的地方，也不点一点的话，那恐怕就是有失偏颇了。有的地方是应该点一点的。比如说昨天教的《九方皋相马》，有一个四个字的句子：绝尘弥辙。书上有解释：跑步不扬起尘土，跑步不留下足迹。有个同学提出来了。一个同学起来解释了，就读了一句注解，其实问题还没解决，因为注解他也看到了，但是他还不懂啊，为什么“弥辙”是“没有灰尘”呢？老师要解释一下：弥是消失的意思，辙是车辙。就这么点一点，也不花时间，同学们就懂了。所以少讲知识不等于不讲知识，必要的时候，老师要适当点拨，学生豁然开朗，这也恰恰是让学生开窍的方法。

每篇课文都要来个作者介绍，那是一种公式，是不必要的。但是如果作者介绍本身就有文化含量，这种介绍就很好，不要去掉。前天饶杰腾教授跟我谈起，他说：钱老师，我看了你《谈骨气》的教学实录，你对吴晗的介绍我很欣赏。这个吴晗是怎么介绍的呢？是放在同学们读了文章以后，不是开始就介绍的。同学们读了文章以后，感受到了《谈骨气》的字里行间表现出的中国人的强烈自豪——中国人的骨气，在这种情况下，我告诉同学们，写这篇文章的人——吴晗就是一个很有骨气的人。我举了一个例子。他是一个明史学家，他是研究明代历史的。他写了一本书《明史》，当时国民党审查委员看到《明史》当中有一支农民起义军，这支农民起义军就叫红军，跟我们共产党红军一样名称。因此，他坚持要吴晗把这个红军改掉，不能用红军。吴晗说：“我这本书宁可不出，这个‘红’字绝不改。”我还讲到吴晗在“四人帮”时候被迫害致死的事，他始终坚持自己的气节。让同学们知道写出有骨气的文章，作者本人就是一个有骨气的人。所以他笔下有那么丰富感情的流露。饶老师说这个作者介绍他非常欣赏，跟文章内容的理解融为一体。

还有一些文章的时代背景的介绍，也是要提的。因为有的文章不理解背景，就很难在读中品味其深刻内涵。还有比如理性思考，我们过去的理性分析太多，但是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要理性分析。必要的时候学习些规律，还是要的。另外，还要启发学生的思维，这些都是值得重视的。

现在还有个问题在困扰着我们，那就是应试的问题。老师们不能没有考试的意识，但这考试的意识，不要太强烈，应该坚信一点，如果同学们的语文素质真正提高了，这样的学生是考不倒的，是不怕考试的。有的说我们要搞教学改革，又要考试的结果，在考试的束缚下，好比是带着镣铐跳舞，这个舞怎能跳得好呢？我说，不一定，带着镣铐照样可以跳舞，而且可跳得非常出色。回忆一下看，有一个现代芭蕾舞剧，叫《红色娘子军》，里头有位党代表叫洪常青，有一段带着脚镣手铐的独舞，非常悲壮。如果把镣铐去掉了，反而没有那种悲壮之美了。所以我说，我们语文老师就要学一点带着镣铐跳舞的艺术。从这点上说，我们每一个语文老师都是一个悲壮的角色。真的，我们的事业相当悲壮，这个艺术存在不存在？存在！就靠我们怎么去研究它，不要追求那种华而不实的东西。有位教师写了一篇文章叫“连环提问”，后来又听了他的课，他教的是《纪念白求恩》。他问：白求恩是什么国家的人啊？“加拿大共产党员。”文章第一句，哗，都举手了。又问：多大年纪了？哇，又都举手了，“五十多岁了。”“到中国来干什么？”哇，举手，“到中国参加抗日战争。”“后来在哪里牺牲了？”同学们哗哗，举手如林，课堂的气氛热烈得不得了。有的老师说，唉哟，这个课提问设计得好啊！我就在想，如果在我的班里，我这样提问，他们肯定就会提出抗议：钱老师把我们当傻瓜了。他们不肯回答。但当时那群孩子，也许有人听课，他们要配合，举手热烈得不得了。我脑子里扑哧、扑哧地跳出了一句话，一句什么话呢？这是一位傻乎乎的老师，设计一串串傻乎乎的问题，训练了一群傻乎乎的孩子，训练的结果，孩子变成了傻孩子，小傻瓜，老师自己也变成了大傻瓜！

不要去追求这种华而不实的东西。把这些东西去掉，真像洪老师那样，指导孩子读书，品味语言，在品味语言的过程中发展思维能力，增加文化积淀，这样的学生会考不好吗？不会考不好的。

最后，我祝福：我们洪老师做一个悲壮的英雄，我们每一位老师都成为一个悲壮的角色，让我们演一台有声有色的悲壮的正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