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感流派

教耕哪敢计晨昏

作者：洪镇涛

《中学语文教学》  2008年第6期

　　四十初度漫沉吟，

　　历尽风云庆晚晴。

　　岁月蹉跎成恨事，

　　教耕哪敢计晨昏。

　　这首小诗写于1978年，那正是浩劫刚过曙光初现的时候。诗写得不怎么样，但比较真实地道出了我当时的心境。古人说，三十而立，四十不惑。我稀里糊涂地混了四十年，历尽坎坷，不堪回首，岁月蹉跎，一事无成，岂非恨事。然毕竟侥幸熬到了黑夜的尽头，盼来了光明，虽是“晚晴”，但还是值得一庆。庆幸之余，想到的就是要把逝去的光阴追回来，立足于现实，立足于所在的教育园地，努力耕耘（教耕与笔耕），哪敢怕苦怕累？哪敢计较晨昏？这里，隐含着一种“晚晴”情结。这情结紧紧地纠缠着我，挥之不去，它成为我后半生的一种前进的动力。

 

　　一

　　从这年开始，我致力于语文教学改革。从此，我的“晚晴”情结，转化成了语文教改情结。

　　语文教改是我的夙愿。我于1955年中师毕业，当上了小学教师，之后读大学，之后又当上了中学语文教师。我按我的老师教我的办法教学生，发现学生很不感兴趣。每当我看到课堂上学生那种无精打采的样子，那种恹恹欲睡的神态，我就联想起我当学生时的情景。老实说，我虽然是个爱好语文的学生，但从来就不是一个“认真听讲”的学生，我对语文教学的那套模式厌烦极了。是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但我又有什么办法呢？我苦恼极了，恨自己无能，更后悔当上了语文教师。但这是无济于事的，我只能从教学上想办法。终于，我摸索出了两个办法：一个是“添油加醋”，即讲课中穿插点笑料，语言中增加点风趣；另一个是“节外生枝”，比如教《孔乙己》时，由孔乙己考不上秀才联系到范进中举，由范进中举又讲到有关科举制度的一些常识，等等。采用了这两个办法，果然有效，学生比较爱听了，甚至还称赞我讲得好呢，我开始高兴起来。但高兴之余，心里仍不踏实。学生究竟学到了多少？语文课就应该这么教么？我仍然怀疑着。

 　　文革前，我在语文教学中做过一些改革的尝试，也有一些成效，但缺乏系统的思考，构不成体系。文革后，迎来了语文教改的春天。我的《关于中学语文课教学改革的建议》于1978年7月发表于《湖北教育》，这篇文章不长，但算得上是一个有关教材、教法全方位改革的雏形方案。随后在领导和同事们的支持下，搞起了实实在在的教改实验。两年后，以不争的事实，证明了改革的成功。

 　　1980年12月，武汉市举办新时期第一个大型语文教研活动“语文课堂教学研讨会”，特请首都著名语文教育专家张志公、叶苍岑、张寿康、章熊等莅临大会。会议安排我汇报了两年来“改进语文教学的一些体会”，还上了公开课《药》。没想到，我的发言特别是公开课得到了与会专家和同行们的首肯。我的老师、北京师范大学老教授叶苍岑先生激动地对我说：“课上得好。不是一般的好，而是体现了语文教改的方向。语文课就要这样上。”在这次活动的鼓舞下，我连续发表了几篇文章，强调学生自学能力的培养和教师主导作用的发挥，强调“教学生学”。提出了“四导”，即用讲来导，用问来导，用读来导，用练来导。冯一先生还帮我总结出了“洪镇涛八字（拈、讲、点、拨、逗、引、会、读）教学法”。

 　　1982年2月，我侥幸地被湖北省政府批准为特级教师。一直关心和扶持我的冯一老大哥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从此，社会对你的要求更高了，要做一个名副其实的语文教育专家。”于是，我一面坚持教学实践，一面提高理论修养，并努力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下工夫，建立起一套“以教师指导下的学生自学为主要方式，以读写听说活动为基本内容，以语言和思维训练为中心”的五环节课堂教学结构，为“教学生学”提供了组织形式的保障。接着又从方法层面提出了“三变”，即变“全盘授予”为“拈精摘要”，变“滔滔讲说”为“以讲导学”，变“默默聆受”为“研讨求索”。至此，从教学思想到教学结构到教学方法，比较全面地解决了教与学的关系问题。于是我用“变讲堂为学堂”这个通俗的口号，作为上述改革的总概括，总主张。

 

　　二

　　80年代下半叶，一度闹得很红火的中语界逐渐沉寂下来。人们发现，旧的语文教学体系虽然受到了教改浪潮的冲击，但语文教学面貌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观。许多有识之士开始“反思”了，我的语文教学思想也出现了一个相对停滞同时也是苦苦探索的时期。我发现，“变讲堂为学堂”之后，我的课并非都教得很成功，有的就不尽如人意。凡成功的，大都是语言因素抓得好；凡不成功者，一般是语言因素抓得不好。我对新时期的语文教改作了回顾和反思，认为成绩巨大，不容抹杀，但主要解决的是一个教与学的关系问题（这也是各学科的共性问题），对语文教学的个性问题还探讨得不深，解决得不好。我对传统（指封建时代）语文教学作了分析，认为其重感悟、重积累的经验值得继承。我考察了学前儿童学习语言效率高的原因：一是他们在生活中学习语言，学用结合；二是他们走了一条捷径——感受，领悟，积累，运用。我还学习了有关“语感”的一些论著。这样，思想才开始通畅起来。

 　　1992年12月，在武汉市中语会年会上，我作了一个《是学习语言，还是研究语言？——浅论语文教学中的一个误区》的发言。我指出，“语文教学中存在着一个长期性全局性的失误”，那就是“以指导学生研究语言取代组织和指导学生学习语言，以对语言材料（包括内容和形式）的详尽剖析，取代学生对语言材料的感悟和积累”，“而我们语文教学的任务，应该是组织和指导学生学习语言，不应该是让学生研究语言”，明确提出了“学习语言”（以语言为本体）的理念，指出学习语言的途径是：感受，领悟，积累，运用；强调要实施语感教学，表达了“为构建一个民族化、科学化的语文教学新体系而努力”的愿望。《中学语文》杂志以我的发言为契机，在刊物上组织了一场为时两年的全国性的大讨论，连张志公、刘国正等名家都参与了，掀起了不小的波澜。

 　　“变研究语言为学习语言”与“变讲堂为学堂”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即在“学堂”中学“语言”。变讲堂为学堂，实施课堂教学结构改革，解决教与学的矛盾；变研究语言为学习语言，实施语文教学本体改革，解决教（学）什么，怎么教（学）的问题。前者带有各学科的共性，后者体现本学科的个性。

 　　90年代上半叶，由武汉市洪山区开展的以“学习语言论”为指导的“语感教学实验”取得了成功，并迅速辐射到全国许多地区。在各实验基地老师的共同努力下，初步构建起了一个以语言为本体，以学生为主体，以语感训练为主要教学手段，以培养语感从而提高理解和运用民族语言的能力为主要目的的本体教学（亦称语感教学）新体系。

 　　1996年12月，武汉市教研室、湖北大学《中学语文》等七家单位联合举办“洪镇涛语文教学思想及教学艺术研讨会”，这既是对我20年来语文教改历程的评估，也是对我40年来教坛生涯的总结，又是对我60年来人生道路的回顾。我感到无限欣慰。中语会领导张定远先生专程从北京赶来祝贺并作专题发言。他说：“镇涛先生提出了一整套学习语言的体系、方法和途径”，“这是我迄今为止看到的最完整、最系统、最富创造性的有关学习语言的理论、途径和方法的论述”，“镇涛先生所构建的我国民族化、科学化的语文教学新体系的主张和创见，是在语文教学本体上进行的一次深刻变革”，“如果这一变革得以在全国范围内实现，语文教学‘少、慢、差、费’的现象，就会得到根本性的改观。”我把定远先生的溢美之词，当作是对自己的一记鞭策。

 

　　三

　　“研讨会”不久，我就退休了。原以为真的“下课”了，可以歇息了，没想到无意中竟搞了几项大活儿，重活儿，还得继续在语文教改的道路上奔波。

　　大活儿之一，开明出版社约我以“学习语言论”为指导，主编包括小学、初中、高中在内的一整套《开明版中小学语文实验课本》，我花了四年时间，完成了这项工程。（68册课本，24册教参，共92本书）

 　　大活儿之二，由开明出版社、《中学语文教学》《语文教学通讯》联合发起成立了“语文教学本体改革研究中心”（隶属于全国中语会），让我担任常务副主任，负责日常工作。10年来，发展会员2000余名，举办了六次全国性的大型学术研讨活动。

 　　大活儿之三，由我主持的“语文本体教学（亦称语感教学）研究与实验”课题，成为中国教育学会“十五”和“十一五”科研规划重点课题，参与课题实验的中小学遍及全国。

 　　这些年来，伏案笔耕，焚膏继晷，四处奔走，深入课堂，不可谓不辛苦。但看到一本本新课本问世，听到孩子们朗朗的读书声，收到各实验基地频频传来的“捷报”，我就疲惫顿消，精神振奋，努力前行。有朋友关切地问我：“该休息了吧？什么时候停下来？”是啊，我已年过古稀，精力渐衰，该停下来歇息了，但可能是“晚晴”情节作怪或惯性使然，我好像停不下来了。邹贤敏教授评论我说，“他是一名不倦的战士”。“战士”不敢当，“不倦”似乎是确实的。但细想起来，又并非是“不倦”，是“不敢倦”啊。日月经天，事业常新，我加倍努力也难以与时俱进。不多说了，趁着这大好春光，我还得赶紧做啊！